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明显的汉化过程，伴随着数次民族融合，最终演化为了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。这一经由中亚、新疆、河西走廊并最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分支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，也被称为汉传佛教。
和密乘佛教有很大的不同，汉传佛教不仅发展出了吃素这一传统，而且重视义理融合，普度众生的思想。
大同就在佛教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上。
大同是汉朝结束后，佛教向内地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北魏迁都到大同之后，在大同经营数十年。就是在经营大同期间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。
僧人太多，寺庙太多，他们不用交赋税，还占有了大量田地，对于一个急需武装人口抢占领域的冉冉上升的政权来说，佛教自然是阻碍者。
北魏太武帝为了充足国库，征召足够多的人马，下令灭除一切寺院，强制还俗（445年）。但在太子提前透露的帮助下，很多宝物、经书也逃过了一劫。但就在灭佛运动之后没多久，7年之后（452年），文成帝拓跋濬即位，随后便重新兴起了佛教。随即在第二年（453年）年，云冈石窟便开始开凿了。
除了对于佛教信念的认同之外，更多的则是通过佛教来巩固统治。佛教中的理念当然是便于统治的，但这里甚至将其扩大到一些细节，例如将佛像塑造为皇帝形象，拜佛祖就是拜皇帝等等。
465年，文成帝去世，11岁的魏献文帝登基，但朝政长期被冯太后把持，所以这一时期的雕像，尤其是皇家雕像，大多如上图所示，是对佛，是一种双皇权的态势。
到这个阶段，佛教已经完成了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，封建政权也完成了对于佛教的采纳，双方朝着同一个目标开始不断融合。
到孝文帝时期，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493年迁都到洛阳，让北魏鲜卑族更多的融入到中原汉族中。这也导致了大同的衰落。云冈石窟也因此衰落了。但北魏的佛教并没有因此衰落，相反，迁都洛阳后，又在洛阳开凿了龙门石窟，龙门石窟超越了云冈石窟，成为石刻数量和碑记数量最多的石窟。
为了便于开凿，云冈石窟选在了并不坚硬的石头基质上，导致极为容易风化。尤其是在石窟外侧的木质建筑倒塌之后，降水对于云冈石窟的破坏是巨大的。改革开放后，中美合作对于云冈石窟的水位进行了充分的治理，也进行了充分的保护。
日本是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最早和最深入的研究，建国后，中国学者接力持续进行挖掘和保护。
从大同往南130公里，就到了佛光寺，佛光寺是现存等级规格最高的唐代寺庙建筑。佛光寺同样兴建于魏孝文帝，但在400年后的唐武宗灭佛期间被毁，并在30年后再次重建。
与云冈石窟类似，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中，也是因为佛教的发展过于壮大，导致佛教已经影响了当权者的财政税收，政府稳定。此外，在唐朝时期，佛教依然被视为外来者，有“华夷之辩”的心态。因此对于灭佛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。
没有在佛光寺拍出任何值得留存的照片，因为佛光寺体积并不大，但足够精美，网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拍摄非常好的照片。
佛光寺最为称道的除了优秀的历史，以及广为流传的梁思成的发现历程。那些精巧的结构、朴实无华的唐风斗拱、以及精妙又合乎美的庑殿顶比例，真的让人蔚为大观。
从院落中要登上大殿，必须攀登非常非常陡峭的台阶。在院落中甚至无法直接看到大殿的全貌，如果要一览全貌则必须付出努力，或许就是这种磨砺才能真的见到佛。
再往南200公里，就到了平遥古城。在平遥古城外，有一座非常精美的寺庙，双林寺。最早同样始建于北魏时期，但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。但真正要看的则是里面丰富而生动的泥塑。这些泥塑又有不少来源于唐辽金，保留了更为古朴的风格。
进入院落，你便可以看到和北魏唐辽金时期有明显差异的一个建筑，也是明清时期山西古建的一个典型特色，那就是在进入寺庙之后，首先会看到一个戏台子。这个戏台子在庙宇中的角色非常关键。因为如果你站在院落中会发现，这个戏台子是直接面对佛像的。那么一切表演，不仅是给住在这里的人，参与这里事物的人看的，也是祭祀的一部分，是给佛看的。
佛教自后周发生最后一次灭佛之后，便在随后的一千年里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了。这或许和宋辽时期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，宋明理学在吸收佛教心性论后，佛教成为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。佛教的本土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加强。
因此，当真正的站到院落中后，才意识到这是根植于本土的信仰，也是根植于社群的仪式。
到明清时期，在山西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唐代建筑使用的粗壮的木料了。南美高产作物引入国内后，人口迎来了大爆发。原来边边角角无法种植小麦粟子的地方，现在可以种玉米和红薯了。玉米不仅是光合作用率极高的C4植物，而且对水的需求也少一些，在山西这种海拔较高阳光充足但水源紧张的地方尤为合适。尤其是明末小冰期的时候，由于取暖的缺乏，大量的树木被砍伐用来垦荒以及取暖。
所以明清时期再修建古建筑的时候，建筑体量就普遍小了一些。
双林寺的泥塑非常精彩，最主要的就是对于表情和眼神的塑造十分传神。泥塑首先是需要将粘土与秸秆、棉花等进行充分混合。秸秆和棉花起到钢筋的作用，防止开裂，并且加强固定。
等待充分摔打成型，将其固定在提前用木头搭好的框架中。然后再用极细的黏土和河沙做成非常细腻的泥块固定在最外侧。最后用刀具削成飘逸的形态，随即上色即可。
鲜艳的颜色是古代最为珍贵的东西，因此与我们看到这样经历了几百年的褪色后彰显出的“高级感”不同，在刚刚上色的时候，这些佛像或许就是五颜六色的高饱和度金属矿物色。在当时，这就是最珍贵的色彩，用在他们最珍贵的神的化身上。只有在现代人来看，这些颜色褪去了高饱和度之后，成为了“典雅”的配色。
五颜六色的矿物颜料虽然宝贵，但自古以来最为尊贵的仍然是金色，于是从双林寺向西南120公里，就到达了金碧辉煌的隰县小西天寺庙。
隰县小西天（千佛庵）是泥塑的另一个变种，悬塑的最佳鉴赏地，而且也是极繁主义的一种代表。悬塑是将泥塑固定在壁画上，或者木构件上。并且在上方搭建出极为繁复且姿态附身下看的佛像，从而形成一种众神压迫而来的视觉冲击。
泥塑往往是先通过搭建木架形成佛像的框架，然后缠上麻绳形成血肉，最后用细黏土搭建皮肤，最后上色，往往是镀金。视觉上金灿灿的众神像扑面而来呈压倒态势，确实称得上震撼。
同样在隰县小西天的寺庙入口，可以看到一个正对着寺庙的戏台，这个戏台同样是祭祀的一部分。同样体现出来的是寺庙在山西城镇中的关键位置。它们不仅是祭祀和信仰的核心，也是参事议事，公众娱乐的核心。这一位置如同广场一样，成为仪式和狂欢的场所。
与北魏的云冈石窟、唐朝的佛光寺、辽金的双林寺泥塑、明朝的双林寺建筑不同，隰县千佛庵始建时间已经来到了明末，真正等到大殿修缮和悬塑完成时间已经来到了清朝，距今不到400年。因此，这里的佛像在本土化的基础上，更具有民间特点。观音菩萨已经完全成为女相，且人物装饰都已经是明清的服装特点。
元朝和清朝作为“外族”统治者，都采用了藏传佛教作为合作伙伴，但他们也都仅限于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或蒙藏地区传播，不允许他们扩大势力进入传统汉传佛教地区。汉传佛教本身根植于本土的强大生命力也依然得到传播。
然而，和明清时期处于封建末期的整体社会风气类似，尽管佛像艺术更精巧，更专注于细节的打磨，但已经失去了汉唐时期的古朴气质，宋辽时期的艺术浪漫，而更多的关注在小天地的打磨之中。这也体现的是对明清时期佛教发展的整体评价：教理停滞、寺院经济萎缩、僧团素质下降。
这时的佛像体积不仅更小，更精致，但在我看来更加突出一种社会充分繁荣下的走投无路的感觉。
一切都走向了完美，佛像精致奢华。晋商在全国做生意赚了大量的钱，回到山西购置田庄，盖了高深的大院，礼教愈加严格。然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依然被困在土地上，被困在田地中的劳作。最后因为人们无法生存，走向了所有历史王朝的统一归宿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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